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

　　钱沣，字东注，号南园，生于乾隆五年（1740年），云南昆明人。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考中进士，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升任都察院江南道监察御史。

　　钱沣一生主要活动于乾隆朝的中晚期。乾隆朝在表面繁荣的“盛世”背后，充满着浮华、奢靡，许多人权势和金钱的欲望膨胀，利欲熏心，贪官污吏叠出，腐败大案丛生。钱沣能够坚持操守，不为权势、金钱所诱惑，无私无畏，敢于与一切恶势力作斗争，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，对后人也很有启示作用。

　　清朝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四月初，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，在呈给乾隆皇帝的题本中，汇报了山东各府县库银严重亏短的问题，他说：“（山东巡抚）国泰贪纵营私，勒索属员，遇有升调，惟视行贿多寡，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、六七万之多”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《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》第3册2396页）。钱沣还向乾隆皇帝提出：国泰“借纳贡名，贪婪无厌，官民患苦，所属州县，亏空累累，请按问。并请嗣后勿受贡物，俾督抚无所藉口”（程含章《钱南园先生墓志铭》）。乾隆皇帝看过钱沣的题本后，立即召见了他，钱沣详细地汇报了山东省的亏空状况。于是乾隆皇帝委派户部尚书和珅、左都御史刘墉、监察御史钱沣前往山东省，对各州县库银进行严格清查。

　　钱沣“少有大志，举止岸然。少长，从塾师游，闻古贤人杰士，辄慨然欣慕”（胡文揆《钱南园先生别传》）。为官后，他始终不渝地固守着儒家“慎独”思想，时时严于律己，保持着淡泊名利、宁静致远的心态。平日他常“携一仆徒行，蔬食大布，晏如也”。有人问他何必这样节俭，他答道：“吾本寒士，少年辛苦如在目前，且为官而惟车马衣服是营，又焉能廉？”父母去世时，由于经济拮据，他宁愿典当家产或向亲朋借贷以办理丧事，也不借机接受别人的馈赠。

　　钱沣作监察御史，刚直不阿，不畏权势。同僚们都因稽查山东库银这件事而为钱沣担心，大家都清楚，山东巡抚国泰是户部尚书、大学士和珅的党羽，和珅肯定要保护国泰过关。这样，钱沣很可能会落一个参奏不实的罪名，被追究责任。对此，钱沣毫不畏惧，他向好友翰林邵晋涵借钱，提到借钱的用途，他坦然地说：“吾自度劾国泰必受严谴戍边，故预备资用耳。”（陈康祺《郎潜纪闻三笔》卷十一）钱沣为履行监察职责，作了最坏的准备。

　　接受乾隆皇帝的委派后，钱沣在和珅、刘墉动身之前，第一个上路赶往山东。钱沣身穿便装，行至良乡，见一位官府仆从打扮的人，骑着一匹骏马，张狂地催促夫役加快马速，匆匆而过朝山东飞奔。钱沣断定此人是受和珅差遣给国泰送信的，企图让国泰有所准备，于是就记住了这个人的长相。过了一些时候，那个仆从打扮的人从山东方向回来了，与钱沣在路上相遇，钱沣命人将这个仆从抓住，果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封国泰写的私人信件，信上“具言借款填库备查事，中多隐语”（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二）。钱沣立即将此事及信件报与乾隆皇帝知道。

　　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八日，和珅、刘墉、钱沣以及随行司员都来到了山东省城济南府。和珅为了使国泰能蒙混过关，想方设法拉拢钱沣。他见钱沣的衣服破旧，拿出一套新衣请钱沣换上，钱沣知道其不怀好意，坚辞不受。和珅感觉到钱沣不图私利，因此不敢明目张胆地袒护国泰。当和珅得知山东省有的州县亏空的库银已被国泰等人临时补上，掩盖了亏空的真相，就故意对钱沣说：“如果山东各州县库银查不出亏空，你参奏不实可就危险了。”钱沣坚定地回答：国泰等人“纵能弥缝一处，不能弥缝处处”（《钱南园先生别传》）。惩贪除恶的决心丝毫不动摇。

　　和珅、刘墉、钱沣首先稽查的是历城县库，“抽盘数十封，纹银无短”。于是和珅下令停止盘查，匆匆忙忙地回馆驿去了。面对这一情况，钱沣要求封库，以防被人做手脚。左都御史刘墉是一位正直的大臣，钱沣与他认真研究对策以找出历城县库银亏空的证据。第二天，在刘墉、钱沣的主张之下，把所有库银拆封彻底细查。当打开所有的银子封包，“则多系圆丝杂色银”（《钱南园先生墓志铭》），与国库所存银锭规格不同——原来各级国库库银，每锭重量、形状都有一定的规格，且银锭上都打有专用的标记，与市面流通的散碎银两有明显的区别。经过稽查认定：历城县“亏空银四万两，且有挪移掩饰之弊”（《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》第3册2406页）。刘墉、钱沣追根寻源，讯问山东巡抚国泰，国泰对亏空及挪移掩饰供认不讳。此前国泰在得知朝廷派人稽查山东州县库银的消息后，立即将他变卖物品得到的四万两银子，填充到历城县库，以掩盖亏空的真相，终因银子成色、形状不一露了马脚。

　　历城县库银的亏空是山东巡抚国泰等人贪得无厌地勒索造成的。乾隆皇帝得知对历城县库银的稽查结果后，于这年四月十九日传旨：命和珅押解国泰等贪官回京审问；命刘墉与钱沣继续对章丘、东平、益都等州县库银进行稽查，“盘查实在，有无亏空”（《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》第３册2416页）。经过钱沣、刘墉严格认真稽查，查出山东全省共亏空库银二百多万两，其中被国泰勒索侵吞的达八万两之多。

　　根据山东巡抚国泰所犯的罪行，乾隆皇帝传旨令国泰在狱中自尽，涉及此案的其他贪官污吏，都被追究了刑事责任。钱沣挺身而出，弹劾封疆大吏，整个朝廷为之震动。因为在清代前期，言官弹劾违法官员的作用发挥得并不好，特别是顺治、康熙年间对言官控制、约束极严，并屡加申饬，谨防其挟私诬捏，以致造成了监察制度萎缩、言路不兴的局面。御史们个个谨小慎微，不敢对内外重臣弹劾，唯恐日后受到打击报复。因此钱沣的不畏权贵、不谋私利、敢言敢为的举动，在人们心中的政声、德声从此鹊起。同时，在百官群僚当中也引起了巨大反响，使贪污腐败者一时震慑、收敛，使清廉、正派者振奋不已，特别是给言官（谏官）以莫大鼓舞，有的人甚至赞颂其为“鸣凤朝阳，柏府新声”。　　　　

　　钱沣除政声清廉外，书画名气也很大，其书学颜真卿，自成一体，善画马，尤喜画瘦马，人称“瘦马御史”。左宗棠称赞他：“先生为人清严可畏，其文诗书画之形诸外者，无非充实之光辉。”

　　乾隆皇帝非常赞赏钱沣的正直敢为，提拔他为通政司副使、湖南学政等，其后因受牵连降职。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年），钱沣再次担任监察御史，依旧恪尽职守。钱沣作湖南学政时，总是照章办事，从不受礼纳贿，“按试各郡，绝干谒，不受棚规”。许多当权者“为之致馆馈赆，悉不受”。以至当时湖南流传“钱来不要钱”的民谣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，钱沣去世，终年五十六岁。（一说积劳成疾，一说为和珅所鸩。）他的儿子钱嘉枣在整理其父诗稿时，从其枕下发现一份数千字的弹劾和珅奏疏草稿，举其罪证20余条，但这份奏稿生前没有送到乾隆手上。所幸天不藏奸，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，也就是钱沣殁后第四年，和珅贪腐事发，据说嘉庆皇帝下旨抄没其家列出24条罪状，皆系钱沣生前所拟。（任德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