贝满女中抗日往事
信息来源:云台山风景区管委会 发布日期:2021-08-17 17:46:56 浏览次数: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的抗日救亡宣传

1931年9月初,距离“九·一八”事变三周的一个上午,9时,贝满初、高中全体同学六百余人,在学生会的召集下,齐聚初中部教学楼东部的校园里,召开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三省,并开展救亡宣传的动员大会。会上,学生会主席、高二学生窦学谦报告“九·一八”事变经过,及东北同胞悲惨处境。当她讲到日寇残杀我同胞种种罪行时,全场泣不成声。

这时,一位高一的同学猛地站起来,举手插话。她声泪俱下地控诉日寇在东北各地挖“万人坑”,活埋仁人志士;用通了电的电线,刺穿爱国学生的双手……同学们也按捺不住满腔的义愤和复仇雪耻的火焰!大家不约而同地振臂高呼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“还我河山!”“反抗日寇侵略,收复失地!”“强烈反对不抵抗主义!”“誓死收复神圣国土!”“中华民族万岁!”

泪眼蒙眬中,同学们看见了管校长、侯主任和几位教师。还有校工李奶奶、杨爷爷和年轻的常青。他们都严肃地站在台阶上,和学生们一样义愤填膺,泪流满面。

大会持续了三个小时。会上组织了救亡宣传队,为东北受难同胞募捐的小分队等。配合全市各大中院校救亡大军,深入城区僻街陋巷和郊区农村,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募捐活动。

  “一二·九”运动

1935年,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步深入,计划于12月9日成立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。中华民族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,平津两市的人们尤有切肤之痛,不禁质问:“平津还是中国的领土么?”北平的爱国学生深感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!”他们率先行动起来,再次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。

12月9日清晨,北平城内东北大学、中国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、贝满女中、女一中等校学生,穿过警察封锁,汇集到新华门前。他们选出了12名代表,前去中南海居仁堂,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六项要求。主要是大敌当前,应反对日本侵略华北,政府不反日,反而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他类似组织。何应钦事先得到信息,躲到小汤山,由他的秘书搪塞学生。此事激起学生愤慨,当即决定将请愿改为游行。游行队伍高呼“停止内战,一致对外!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队伍冲破军警的两道封锁线,到达王府井大街。途中,又有一些院校的学生陆续加入,总数逾千人。大批警察和消防队,以皮鞭、木棍、水龙殴打驱散学生,近百人受伤,30多人被捕。

被阻于城外的清华大学、燕京大学等校学生,在西直门外召开群众大会,向市民及守城之军警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

当天,北京大学的许德珩教授、中国大学的吴承仕教授等也参加了请愿游行。

北平学生请愿游行的消息,很快传遍国内外,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,形成抗日爱国新高潮。这就是著名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北平学联决定,从10日起,实行全市罢课,准备再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。

  “一二·一六”大游行

12月16日,下午上课钟刚敲过,高中部同学没进教室,齐聚礼堂。在静穆的气氛中,大会主席做了简要的动员,揭露投降派汉奸的卖国行径,指出日本侵略者“华北五省地方自治”的阴谋,在于吞食中国领土。在场同学怒不可遏,发言踊跃,个个义愤填膺。也有几位同学持“读书救国”和“保存实力”观点,她们的发言,受到嘘嘘声。

散会后,同学们一涌而出,到街上融入游行队伍中。为了避免军警的破坏和镇压,游行队伍不走大街闹市,而是从灯市口以西,经南河沿,南行出正阳门。游行队伍沿途高喊“团结抗日”“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“反对华北特殊化”。

沿途,游行队伍两旁,群众越来越多,有不少人跟着队伍走。大家神情严肃,不是来看热闹的。

游行队伍到天桥四面钟小广场时,小广场已经搭了一个小台子。台上的演讲和集会的口号声,起伏震荡。贝满同学因为喊出千万中国人要说的话而感到自豪。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庄严的历史使命,也感到真正的力量所在。

当天色黄昏时,全副武装的警察、摩托车队,黑压压地从后面包围过来,游行队伍镇定自若,岿然不动。主席宣布散会,大会领导人把云集上万人的游行群众,调动得井然有序。东西南北短短几分钟内,四面钟小广场便空无一人。贝满的游行队伍从天桥北行折回。一路上,口号声,伴着沙沙的脚步声。荷枪实弹、全副武装的摩托车队,紧紧跟在队伍的两旁,如临大敌。

贝满队伍刚进正阳门,反动当局早已准备好水龙、木棒、大刀,向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冲杀过来。带队的同学,一声令下,改变队形,原来在女生后面的男生,立即走到最前面,女同学殿后,组成纵队,大家手挽手,冲击军警的火力网,继续前进。有些同学还是受伤了,流血了。

在各界群众势不可挡的威力下,汉奸组织的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不得不延期成立。

贝满“一二·一六”大游行参与者之一、1936届校友冯秉如回忆说:“当时,我只是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,参加到这个游行的行列中,对于运动的全部意义,远远没有理解,只是在斗争中亲眼看到了武装之军警镇压游行群众的残暴面目,也体会到了人民的力量。参加这次活动,可以说是我接受进步思想的一次洗礼。”

游行回来,冯秉如在学校里找到一间教室,邀请了几位同学开会,其中包括没能游行的同学。大家讨论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。“贝满救国会”就是在这间教室诞生的。冯秉如被选为主席,没能参加游行的1938届隽雅珍被选为文书。救国会成员到北京大学参加了救护培训。回来后,在校内组织同学们练习急救包扎,又到医院慰问绥远抗日前线的伤病员。

1936年初,寒假结束,贝满高中部来了几位插班生。其中冯宝中、申曼云、于绍、方王敏等,都是因为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,被所在学校开除。阮若珊是因为在学校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,非常活跃。中共天津地下组织考虑到她的安全,指示她转移,并嘱咐她要以一个专心读书的面目出现。阮若珊考到贝满,离开了她所在的女附中。

贝满女中教学灵活,素以启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、自觉性著称。同时贝满的民主,在全市也是有名的。表现在,全校师生从来都积极参加发生在全国、全市的爱国运动,校方领导对学生运动的参与者,始终采取保护的措施,从没有对这些学生进行任何的追究,也没对这些学生给以任何“违纪”处分。“一二·一六”的大游行,校方虽把校门关闭,以示“禁止”学生参加游行,但参加游行的同学,却可以从学校的后门顺利出去,回来后,继续在校园内宣传爱国抗日。

  “一二·一八”罢课

12月18日,北平全市又组织了一次大中学校罢课活动。12月18日,星期一,上午,各年级同学都集中在各自的大教室。1940届徐树兰当年读初二,她在初二班大教室的讲台上,向一百二十位同学讲述她听到的关于“一二·九”“一二·一六”再次游行示威活动,因为这些游行活动,初中同学很少有同学参加。徐树兰的哥哥参加了这两次的游行,因此讲述得真切。徐树兰呼吁“我们贝满同学走出校门,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。今天,我们也应罢课,以实际行动,唤醒民众。”

此时,各年级也都在开会,讨论罢课的事情。管校长突然出现,他对学生会的同学说:“要遵守贝满校规,不许罢课。”同学与校长争辩,最后,管校长说:“好吧,学校从今天起,提前放寒假。”在学生运动高潮中,管校长决定“提前放寒假”,既支持了学生罢课的要求,也保护了学生领袖日后不会因组织罢课被当局强迫接受处分。这时,距离放寒假已不到一个月,各科教学基本告一段落,进入复习阶段,不致影响学业。

经历“一二·九”和“一二·一六”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,贝满师生认识到,亡国的危险迫在眉睫,任何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,都不能忍受亡国之辱。必须行动起来,阻止卖国行为,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各种侵略阴谋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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